智观察：由湖北十堰“小谭事件”引发的思考

引言

晚上吃饭时，一直关心疫情进展的爸爸突然说，湖北十堰一个地方社区排查时，发现开门的是一个还没上学的小男孩。社区干部问孩子，你家大人呢？小男孩说，爷爷摔倒好几天没再起来。社区干部又问，你怎么不出去啊？小男孩回答说，爷爷说外面有病毒，不能出去。

饭桌上家人们还讨论了一阵，孩子的父母呢？这么多天怎么没打个电话？幸亏家里还有一包饼干没把孩子饿死，5、6岁了可能还不会烧开水，这几天都是喝自来水吗？……这不是一个饭桌上讨论的愉快话题，很快全家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其他事情了。

夜深人静后翻看朋友圈，有关这个孩子的消息并不多，可能是因为“发现及时”，孩子并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只有寥寥几条，但多年从事困境儿童保护的职业习惯，这样的案例不禁引起了我对类似事件的创伤性回忆。

几年前因为妈妈强制戒毒被遗忘在家饿死的思怡案，故意把两个3岁和1岁的女儿锁在家里十几天导致两个孩子饿死的乐燕案……这么说可能有些绝对，但是正是这些悲惨的事件，推动了国家困境儿童保障体系建设，最终在中国政府对困境儿童的范围认定里，把家庭监护不当或监护缺失列为困境儿童的一个类别，并要求“构建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居）三级工作网络”、“ 建立翔实完备的困境儿童信息台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

并非想严肃地讨论政策问题，也不想正襟危坐地提些个政策建议，该分析的问题和对策，早在2月初疫情暴发隐隐显出对困境群体的“次生灾害”端倪时，就已经提过了“对疫情防控中加强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特殊优先保护的对策建议（上、下篇）”。

我只想针对这起新闻和朋友圈都寥寥数语的“小谭事件”（目前也许还不能称之为“事件”？为了写作方便我先估且这么称呼着），提两个自问自答的问题，也想从一个妈妈、一位儿童保护实践者的角度，做个反省，如果这是我的孩子、如果这是我的服务对象，那要怎么办。

一、

两个问题

先是提两个问题：

自问自答，大概率不属于。

从目前两篇对此事件有报道的微信新闻来看[1][2]，这位老人是企业退休职工，应该是有稳定的退休工资，需独立抚养小孙子，能自行去社区看病拿药，应该也不是残疾人，71岁的年龄也还没有到达85岁高龄老人获得特别津贴和社区特别关照的待遇。老伴刚刚去世但有儿子在外地工作，也不算孤寡老人，唯一可能沾边的是留守老人。

但如同留守儿童一样，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在子女进城务工的农村老人，而谭爷爷是一名退休工人，这个身份在几乎所有城市的社区居委会的认定里，都不会是“留守老人”。这就是社区里一名需要帮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带孩子的普通老人。

再说6岁的小谭，社区上门时能开门、能基本准确的回答社区干部的问题，也能在爷爷去世的时间独自在家找到一些吃的，说明孩子没有智力或身体的残障，加之家庭并非社区的低保户，孩子可能也没有在社区特别关注的困境儿童名单上。

所以，这家人并不是社区特别关注的对象。先不说湖北当地社区对新冠肺炎病人排查的政策，就说民政部、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等下发的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排查和定期探视帮扶等要求，这个家庭也并不会因这些紧急下发查缺补漏的文件而获得关注或定期探视。

自问自答，即是，也不是。看以什么标准来衡量。

首先说之所以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其实在社区里的孤儿、残疾儿童、低保家庭儿童，甚至这些年越来越重视的农村留守儿童，客观来说，社区对这些孩子的情况是掌握的，如果这些孩子出了什么意外，肯定要追责。而恰恰是为数众多的像小谭这样的孩子们，无论按哪个标准也不算困境儿童，还有一个家可以兜住照料孩子的底，但他们又往往时刻面临着风险和脆弱，一次又一次，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保障制度和兜底政策，却总是没能保护得了这些身处边缘的孩子。

刚才已经分析了小谭不是困境儿童的原因，现在想说说为什么应该是困境儿童。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6〕36号）中对困境儿童的定义是：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个人认为，小谭的家庭监护可以被认为是“家庭监护不当”。

我绝非苛责一位在世时可能尽心尽力照料孙子的老人，也绝非对这个本就悲惨的家庭指手划脚。之所以说可能存在“家庭监护不当”，是指这个家庭可能存在对小谭监护能力上的不足。从目前报道的信息来看，老人平常身体不好，有冠心病、高血压和糖尿病，意外离世的原因可能是冠心病引起的心源性猝死。

目前公开披露的信息过少，无法得出更准确的结论。但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困境儿童福利和保障体系、全面摸底社区困境儿童情况建立“一户一档”，除了关怀那些显而易见的低保家庭、残障家庭的儿童以外，社区干部、儿童主任、儿童督导员和儿童社会工作者们，我们有没有真正地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家庭监护缺失或不当的“隐形困境儿童”群体身上？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敏感性、专业能力和评估工具，来开展家庭监护能力的评估? 家长和监护人乃至全社会是否做好准备承认和接受这类评估的结果（可能是接受强制亲职教育，可能是强制对儿童的主要照料人或监护形式进行改善，也可能是被临时或永久撤消监护权）?国家有没有做好准备为这个数量庞大的困境儿童群体履行国家亲权责任？

如果这些答案都是“没有”的话，小谭继续不被视为“困境儿童”，也无法获得他本应获得的关爱、保护和支持。

二、

不确定的当下，作为妈妈

我要怎么做才好？

在关于本事件的公众号文章评论区，有人讨论为什么孩子不呼救、为什么不给其他家人打电话、为什么不报警、晚上会不会害怕等等，作为一位母亲去读这些留言时，第一反应总会是：这要是我的孩子，该怎么办？！我也认真想了想这个问题，吸取了以下3个教训：

教会孩子不是刻板的服从成人指令，而需获得独立思考和主动行动的能力，最大限度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社区干部问孩子为什么不出去，孩子回答说爷爷不让出去，外面有病毒。在疫情严峻的当下读来，对读者来说，确实直中泪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孩子还面临着爷爷去世、忍饥挨饿、担惊受怕的情况。就算不出家门，5、6岁的孩子其实已经具备了想办法通过很多还有很多途径求救的能力，比如打电话给其他家人或报警、比如在阳台上呼喊。这也从侧面说明，我们的文化往往过于强调孩子对大人的听话和顺服，而没有教育孩子如何判断和识别危险，如何主动采取行动。

自然灾害避险、交通和出行安全、家里的意外伤害、和家人失散、被坏人欺负等等，作为一个母亲，你能想到的所有危险情形，都找合适的机会和方式和孩子讨论一遍。一遍可能不够，要多说几次。

比如我会在这个时候告诉孩子必须戴上口罩，保护自己也为别人负责；会在陪孩子上洗手间和洗澡换衣服时，告诉他们如果有人想要带走她或是抚摸她，要怎么办；会在带孩子去一个陌生环境时和他们讨论如果忽然找不到妈妈时应该怎么办；孩子们快三岁了，我试图利用每个可能的机会教会孩子记住家的地址、爸爸妈妈的名字和手机号、记住警察和医生长什么样、分清哪个是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记住打哪些电话可以获得帮助。我也担心他们记住了这些电话，会好奇地趁大人不注意去拨打，但我更在意的是，在真正需要的时刻，在那最紧急的5秒内，他们强大到可以拨打正确的电话、提供正确的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个话题就更复杂了，不同年龄有不同的话题层次，不同有家庭也有不同的领悟和哀伤。此处就此打住。

三、

更不确定的未来，政府相关部门和

儿童公益组织如何去帮助小谭们？

- 街道和社区需立刻马上解决临时监护的问题，联系小谭的父母或其他近亲属，如果没有近亲能马上回来履行监护职责，需与区民政局联系，把小谭安置进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进行临时照料。考虑到疫情的影响，儿童福利院进行封闭管理，也许可以招募合适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在政府的授权下代为履行临时监护责任

- 对小谭进行紧急心理援助，特别是哀伤辅导和心理陪伴

- 根据联系小谭家人的情况，评估小谭家人的家庭监护能力，需由政府（区民政局、街道儿童督导员和社区儿童主任与专业儿童社会工作者一起，与小谭家人共同制订小谭的监护和照料方案）

- 街道、社区和社会组织进行定期跟进和回访，直至小谭家庭提供充足的家庭监护、小谭受本事件影响的负责影响逐渐减轻，结案

- 严格落实民政部、湖北防疫指挥部有关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定期探访和帮扶制度，绝不能漏掉一户

- 严格核实平常状况下社区困境儿童“一户一档”，与所有在册困境儿童及家人取得联系，核实儿童状况和监护状况，采取定期走访和在线支持相结合的服务方式

- 重新梳理和筛查社区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名单，对于单亲家庭、长期隔代扶养儿童、留守儿童等情况要进行家庭监护能力评估，排查高风险家庭并将其纳入重点关注范围

四、

写在最后

[1]新京报，十堰七旬老人家中身亡留下6岁孙子 官方回应，2020年2月25日

[2]微信公众号：兽楼处，过于漫长的冬天，https://mp.weixin.qq.com/s/VP7Qb7n63-b3XP9AfQt_Kw